当领导开始对老城改造指手画脚 老城保护出路在何处

1982年，罗大佑在台湾发表单曲《鹿港小镇》，歌词探讨台湾经济起飞后的社会剧烈变迁问题，广泛引起各方瞩目。今天的中国大地，满地都是鹿港小镇。

诚然，30多年来，我国古城保护建章立制成效明显，有的成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，带动了当地经济社会发展。但随着古城开发改造热情不断高涨，也暴露出一些城市重开发轻保护、规划编制滞后以及“门票经济”等问题。凤凰家居设计下午茶的第二场线下沙龙就是围绕着“老城·新生”的话题展开的。

老城改造的现状

罗思敏：当前的两种改造模式：推平和照搬

罗思敏

罗思敏是广州本土的知名环境艺术设计师。1998年开始主要精力投入在旧城改造设计方面，主要案例有广州上下九步行街，六二三路改造、沙面整体改造等项目，开创广东旧城改造的先河。罗思敏认为，当前中国的旧城改造基本是两种简单模式，不是交给开发商推平，就是把人家的东西搬过来，这是不尊重当地文化的表现。

汤敏：何止老城，北京上海都一个样

汤敏

长期从事古村古城公益工作的“古村之友”发起人汤敏则认为老城改造千城一面是一方面，更甚的是所有城市如北京、上海都是千城一面。但汤敏也坦言，他并不讨厌老城千城一面，从紧迫性来讲，把更多老城保留下来是破解新城千城一面难题最好的办法。

李家豪：千城一面是必经阶段

李家豪

意大利EMG文化艺术基金会董事会主席李家豪长期跟踪中国建筑的变化，他认为老城改造千城一面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经阶段，在这个阶段里人们认为赚钱最重要，拷贝最重要，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，人们就会产生新的需求，才会回头来思考千城一面的问题。

千城一面探因

沙龙现场全景

罗思敏：不尊重地方特色，改造就是破坏

罗思敏认为，老城千城一面的原因就是在操作过程中没有体现出来当地的特色，而且有时候改造就是破坏。一方面是政府的政绩冲动，三年改造三条街，领导定调设计，然后交给团队去做，最后结局可想而知；另一方面，具体操作是承包给某个经营商，经济效益驱动下必然是复制成功的模式；设计方面也存在问题，目前的老城改造设计都是由建筑师来完成，他们很少去研究当地文化，而是希望在规定期限内合规完成。只有找到对城市有感情的艺术家，并且政府大开绿灯，才有精彩的出现。

李家豪：社会允许千城一面

李家豪在对比国内外老城改造的社会背景后认为，之所以容易造成千城一面，是因为社会允许这样做。如果经济目标是最重要的考量指标，那么如果目前的建筑不符合这一指标，就会被拆掉重建，从而形成千城一面的局面。

汤敏：用钱的角度看老城自然千城一面

汤敏以成都最近完成的崇德里改造为例说，崇德里的改造相比宽窄巷子在品味和档次上要高得多，这是因为项目本身有故事，操作的人有情怀。用钱的角度看老城，还有用感情的角度看老城，其改造效果是完全不同的。

中外老城改造的区别

沙龙现场

李家豪：欧洲人对老城保护有社会共识

曾经参与过威尼斯的老房改造的李家豪认为，中外老城改造的根本区别在于文化上的差异，社会发展阶段的差异。他介绍，欧洲人特别重视历史的传承，对父辈留下的东西十分骄傲，但他们没有变成落后的古城，反而在传统文化里融入新价值和新功能，带来超越以前的价值。另一方面，李家豪认为，这其中是社会对于老城保护和改造的共识在起作用。

罗思敏：如果下一代还认为中国的东西都不好老城就不保了

罗思敏也表示，我们有必要重新端正对历史的态度，培养起民族自豪感。如果下一代接受的教育都是认为中国的东西都是不好的话，肯定很多古村古城都要被拆掉了。

中国老城改造的方向

罗思敏：老城保护要考虑业态的协调

罗思敏认为，如果老城改造不考虑赚钱问题，就会导致规划修改，这是二次破坏的开始。

罗思敏认为老城的保护必须考虑“业态”的协调。因为大部分改造都是建筑师主持的，缺乏文化类型的策划和参与，很容易出现做好不赚钱的情况，导致过后要修改规划，改到赚钱为止，这是二次破坏的开始。设计师应该做好妥协的准备，既保留老城当地文化，又实现商业价值。

李家豪：加大民间与市场参与，减少行政干预

李家豪表示，要让民间和市场力量参与到老城改造的决策中来。

李家豪则表示，未来的老城改造应该让民间、市场的力量参与进来，减少行政干预，从而形成整个社会的共识。目前国内的情况是，开发商和政府在改造过程中各取所取，前者要利益，后者要业绩，其结果都不是整个社会想要的。

汤敏：中国乡村可以成为一流的乡村

汤敏认为，中国的城市永远没有机会成为一流的城市，但中国的乡村可以成为一流的乡村。

汤敏则认为，现在很多城市已经开拆了，要留留不住，但目前还有很多古村落，集中力量在古村保护层面的话还是可以留住很多的。汤敏认为，中国的城市永远没有机会成为一流的城市，但中国的乡村可以成为一流的乡村。（文/杨彬起 图/居晓轩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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